诗词文化

宋代·苏轼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宋代以后的诗歌，更象一条人工运河，稳妥规整，顺直平坦，浩浩荡荡，沿着前人的定式流淌着，流淌着。却没有了激情澎湃，浪涛汹涌，尽管也想摆脱创新，但无论明人「宗唐」、「宗宋」之辨，还是清人「格调」、「性灵」之争，都像是河中偶尔出现的涟漪，顶多不过是个把漩涡，新鲜的思想和素材打这儿经过时，不过懒洋洋地打了个滚，又稳妥顺直地流淌下去了。（同上引） 高峰一旦树立，想要超越是很难的；而另起高峰则更难。我们不能过分指责宋以后的文人们，他们并不都是无能的。他们的聪明才智是在另外的领域大放异彩，这就是接续宋词以后的元代散曲杂剧，明清小说戏曲。 中国文化推崇辩证法，但不是靠「否定之否定」发展的，而是在包容中继承，由包容中吸纳，从包容中融合，赖包容而发展的。「诗教」本为儒学大道，「诗言志」亦为儒学精要，做诗自然也成为儒学的一个部分。宋明「理学」被后人目为儒学的「二度复兴」，所以后来的科举中尽管以「制义」古文为要，但「试帖诗」也还是必修的功课。 实际上，宋以后的诗是在模仿和创新中的摇摆。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随着诗歌在唐代瀑布般奔涌之后，宋诗相对来说，更象一条经过人工补缀修葺过的河道，本来桀傲不驯的诗歌洪流，在这里一变而为一副循规蹈矩，安详驯顺的模样了。 钱钟书先生说过这样一段警僻的话：「据说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宫的时侯，每听到他父王在外国打胜仗的消息，就要发愁，生怕全世界都给他老子征服了，自己这样一位英雄将来没有用武之地。紧跟着伟大的诗歌创作时代而起来的诗人准有类似的感想。当然，诗歌的世界是无边无际的，不过，前人占领的疆域愈广，继承者要开拓版图，就得配备更大的人力物力，出征得愈辽远，否则他至多是个守成之主，不能算光大前业之君。所以，前代诗歌的造诣不但是传给后人的产业，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向后人挑衅，挑他们来比赛，试试他们能不能后来居上、打破记录，或者异曲同工、别开生面。假如后人没出息，接受不了这种挑衅，那末这笔遗产很容易贻祸子孙，养成了贪吃懒做的膏粱纨绔。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看了这个好榜样，宋代诗人就学了乖，会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时，有了这个好榜样，他们也偷起懒来，放纵了模仿和依赖的惰性。」（《宋诗选注》序言） 虽然钱先生对上述论段不甚满意，但钱先生还对宋代的基本状况作了这样一番提纲挈领的形象评论：「宋朝收拾了残唐五代那种乱糟糟的割据局面，能够维持比较长时期的统一和稳定，所以元代有汉唐宋为『后三代』的说法。……宋的国势远没有汉唐的强大，我们只要看陆游的一个诗题：《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此外，又宽又滥的科举制度开放了做官的门路，既繁且复的行政机构增添了做官的名额，宋代的官僚阶级就比汉唐的来得庞大，所谓『州县之地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北宋的『冗官冗费』已经『不可纪极』。」 如果不拿同一把尺子衡量历史，我们会发现各个朝代的优胜劣败原因不尽相同。汉唐盛大之际，周边谈不上有强敌，而宋代开国伊始，就面临北部和西北部民族建立的国家辽、西夏、金、元的轮番冲击，尽管纳币称臣，终不免国破家亡。所以有宋一代虽然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但谈起来总不免使后人摇头蹙额，痛心疾首。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如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就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金明馆丛稿二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 从大文化史角度看，更乎有理。因为自唐代“安史之乱”后，先有藩镇割据，后有五代十国，中央政权名存实亡，国势遂一蹶不振。于是有韩愈倡导儒学，自“古文运动”而上溯儒学道统，开“宋明理学”之先河，又有二程、朱熹以书院讲学，补济科举教育之偏颇，使中国文化得以体系性的延续和复振。而白居易出入佛道儒，通达性理的生活方式与态度，对宋代及后世文人影响也极为深远。作为中国思想文化主流思潮的佛道儒“三教”也由北朝开始的“论衡”制度，经过较量融通，而在宋代实现了“圆融”。 有人说，诗已被唐人做完了。后人如果不甘心，只有另僻蹊径。宋人也确实这么做了。他们一方面是“以文入诗”，开辟了“诗讲”一途，把诗歌当成文章来做；另一方面“玩潇洒”就另找方式，于是聪明地选择了唐五代看作“诗余”的小玩意儿“小令”，把它拿了过来，发展成为一种全新，而且更为复杂的文学形式，这就是名垂后世的“宋词”。

如果把中国诗歌流变的历史，譬作九曲黄河，那么究其源始，犹如雪水消融，点点滴滴，不着声色地渗滴为泉，接下来则如轻溪泻地，随意流转，灵动自如，终于在汉魏六朝间进入了一个汇湾，吸纳他源，积蓄能量，汗漫浩荡。无所拘束，待得到山西吉首的壶口时，突然变化为飞瀑万卷，急泻而下，奔腾不羁，声势浩大，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这就是瑰丽雄奇的唐代诗歌。至今唐诗犹存万首以上，如果不是中间以至后来百年以上的频年战乱，其数当在数倍甚至数十倍上。后人所称宗师大家，也有数十人之多，前后辉映，灿若银河，流光溢彩，熠熠生金。其人或倜傥风流，或蕴籍含蓄，或意气风发，或舒卷自如，如握天地灵珠。有神鬼暗助。令后世诗人豪士常有虽可望而不可及，虽可羡而不可逼，虽可钦而不可学，虽可敬而不可亵之感慨。其流风播及当时周边民族，其遗韵直透当世中西诗坛。这是中国诗歌的宝藏，也是中国诗歌的丰碑！（(《中华五千年　诗歌一万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下同)　 就盛唐并世而立的诗歌三大家而论，李白是以道为主，承接谢灵运融会玄言佛理，上蹑老庄屈骚，自出机抒，开创百代雄风，所以被誉为「诗仙」；王维深研佛理，冲淡平和，所以被看作「诗佛」；杜甫则忧患苍生，致君尧舜，所以被崇以「诗圣」。中唐以后，又有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注谓汉魏六朝），道济古今之穷」，振兴儒学，而白居易则大异其趣，他以禅机入诗，圆融三教，通俗易懂，他们除在当时主盟文坛诗坛而外，实为宋明理学发端之源，对后世影响至巨。至于唐诗各种流派，无论是以题材划分为「边塞诗」、「闺情诗」、「田园诗」、「山水诗」、「送别诗」、「市井诗」等等，还是以时期风格区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诗歌，其传情状物，以情入景，情景交融，浑然一体，始终盛传不衰，对于后世诗人来说，都有着某种启迪、规范甚至垂典的意义。 研究唐诗兴盛之由时，我们似更应该注意文化的因由。谈“唐诗”，不应该离开“唐风”。隋唐不仅疆域辽阔，善于吸纳从西域引进不少异族文化，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是它的统一，实为“南北文化”，即五胡以来交融发展的黄河流域经济文化，与东晋南迁以后，由中原士族融会开发的长江流域经济文化的一种“大整合”，其实力自能超胜秦汉，雄视古今。 诗歌对于唐人，是有着特殊意义的，这就是他们思维、存在的方式。诗人而能生活在唐代，应该是一种幸运。他们吐词为句，发言为诗，任情率意，无不中规中矩。当然，必须是大家风范。 唐代这种钟灵毓秀的特殊风尚，形成了一个适合于诗歌发展的「大环境」，一种有利与诗歌创作的「大气候」。诗歌之于唐人，有如空气和水，须臾不能相离，这也是后世不可企及的地方。

汉魏之际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型时期。由西汉建立的「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受到汉末政治腐败和体系化的外来文化佛教的东渐这两大冲击，趋于式微。社会动乱引起人生无常的感喟。但这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佛教思想中的「人生」说和「轮回」说，搞得人们心理不得平衡，于是产生了「生死情结」。汉（末）魏六朝在政治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和黑暗时期，但在思想文化艺术史上却非常重要，非常有建树，其影响之深远，可以说是透过盛唐，直达现今，在诗歌发展史上尤其如此。 汉魏之际是以「建安文学」着称于文学史的，这一时期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是三曹父子兄弟以及他们身边的文士，如孔融、王粲、刘桢、阮瑀、徐干、陈琳、应旸等。这些人各着文赋数十篇，声名最高，被称为「建安七子」。后人称这一时期是「结束汉响，振发魏音」，就是说它标志着汉代文学风格样式的结束，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 中国自孔子以后相当一个时期里，文学崇尚理性，以说理，叙事为主，所以有「诗言志」，「文以载道」的说法，成为传统。但三国时期却出现了「缘情」的主张，与「言志」并提。「缘情」大体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抒情。象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曹丕的「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等等，就是这样的诗歌了。若用前人的话来说就是「慷慨悲凉」。 这一时代为什么在短暂的时期取得那样突出的文学艺术成就，我以为： 第一：汉代自董仲舒以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但是曹操却提倡「通脱」，不拘细节，这有点思想解放的意思。 第二，是对文学的重视程度的问题。 第三，批评风气的形成，是又一个根本性的原因。 汉魏之际的文士诗人都是一些怪异的家伙，当然也还有另外一种好听的说法，叫做「个性解放」。所谓「魏晋风度」，其实包含复杂，有「服药」、「狂饮」、「放诞」一类狂放的行为，有「清谈」、「隐逸」、「拟古」、「作伪」一类奇特的风气，有儒、道、佛混杂的思想，在精神指向上其实有很大的不同，前者因人生无常而追求生命的密度，后者因人生有限而向往精神的超越，当然也有人出入两者之间，忽尔清言，或倘佯山水，或依违田园，忽尔任诞，或醒醉不分，或扪虱而谈。这本身就都是作诗的现成氛围和上佳题目。在题材上，汉魏六朝的诗歌除了「缘情」之外，又产生了「山水」、「田园」和「玄言」等不同诗派；在诗风上，则出现了自然清新，明白晓畅的主流；在形式上，则共同趋于五七言的整齐，进而形成了完整严密的格律。 佛学的传入还极大的增加了中国文化的体系化过程。曾经出家为僧的刘勰所著《文心雕龙》是中国文艺理论系统化的第一部专着，同样佞佛的梁昭明太子萧统又是第一个整理辑编古典文献的人，钟嵘的《诗品》则是中国第一部诗歌理论专着。 诗歌从四字一句的「四言诗」发展到今天仍然很通行的五字或七字一句的「五言」、「七言」诗体，也是在汉魏之际确立的。一般认为，曹操的《观沧海》、《龟虽寿》等四言诗是前代诗歌的「压卷之作」，曹丕《燕歌行》的灵活自由的七言诗，则为后来的七言律诗开创了一个新时期。陈寅恪先生认为，晋宋以来，居住在建康的一些善声沙门和审音文士就有密切的交往，梁朝沈越及王融等在梵声的影响下把字音分为四声，创立声律，这既吸收了传统音韵学的成果，又直接受到佛经转读和梵文拼音的影响（参《金明馆丛书初编·四声三问》）。这显然对隋唐律诗的形成以至宋词的形式美起到不言而喻的作用。　

诗在周公设礼之初，已有特别意义。《周礼》曰：「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春官宗伯下·大师》）但是到了东周，「礼崩乐坏」，颂诗成为政治、外交或礼仪上的重要活动的表达方式之一。此种例子在《左传》中比比皆是。另外用于评论的，用在以臣谏君，作为公理常识引用的就不胜枚举了。 先秦时期的上层社会，不论相互唱和，礼尚往来，还是外交活动，无不以诗歌的形式表达；而且多数情况下都不直接表达，而是用诗的语言间接地来表述，因此听者就需要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并且有很好的体悟能力。这就在客观上很大程度地刺激了诗歌的发展，使得先秦的主要文化载体的上层文化圈的诗歌文化日益地繁荣。 先秦另一个传统是骚赋，而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骚赋原其初，也可以说是长诗，想象奇特瑰丽，感情真切奔放，成为汉代文人创作的主流样式，也从此和诗歌一途分道扬镳。 汉代文化政策为「独尊儒术」，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首开先河，于是汉儒纷纷强调「微言大义」和「纬候足征」，每每由政治意义索解《诗经》，后世的文字狱的理论依据，实创于此。据说汉武帝曾与群臣和诗，号为「柏梁体」，但是形式既无新意，内容又言之无物。因此有汉一代，没有出现值得一提的诗歌创作。 真正继承了《诗·国风》「民间自然性情之响」的，倒是这一时期的民歌，即所谓「汉魏乐府」。象《古歌》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形式比较齐整，言词优美隽永的民歌，如描写牛郎织女神话的《迢迢牵牛星》。至于叙事类的歌谣，如《陌上桑》这样故事曲折起伏，人物性格鲜明，言语明快简洁的作品，开启了后世长篇叙事诗的四大名作《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琵琶行》和《长恨歌》的先河。

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诗的起源都可以追述到远古的巫术，而巫术的特出表现就是以「歌、舞」为形式的祓傩仪式。中国典籍上，也恰好有帝舜时期的「击石拊石，以歌九韶，百兽率舞。」（《竹书纪年》帝舜元年条）「昔葛天氏之民，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吕氏春秋·古乐篇》）「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卜商《毛诗正义·诗序》）「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越绝书》）等等记载。这恰恰就说明了远在上古时期中国的诗歌文化就开了滥觞。鲁迅《门外文谈》自称是“‘杭育杭育’派”，意思是主张“劳动创造”论的。这用于口头创作，本来也不错。世界上很多民族也都经历过口唱心授的长篇“史诗”阶段，如古希腊的《伊里亚特》、《奥德赛》、古印度的《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古日耳曼的《尼伯龙根之歌》、古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以及我国藏、蒙古民族的《格萨尔王》等等。 殷商民智未开，人神杂糅，生活社会中事无大小，都以卜蓍为决，占卜的结果需要记录下来，这就是甲骨文献的由来。占卜预测的仪式往往伴随着歌舞，这会影响到卜辞的音乐性，这或许就是中国诗歌的由来。

中国素称「诗的国度」。这不仅是因为中国诗歌源远流长，诗人和作品流派林立，数量众多，而且诗歌在中国社会生活和文化发展中一向占有特别和显着的地位。我曾在荣宝斋看到启元白先生题的一幅字，记得如下：「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唐诗是嚷出来的，宋诗是讲出来的，宋以后的诗是仿出来的。」当时就颇有感触。启功先生集大俗大雅于一身，这几句白话，大约是他多年悟出的心得，言简意赅，可谓一部简明中国诗歌史。我以为，这是讲唐代以前是中国诗歌的发韧期，自然天籁，朴拙浑成；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期，直抒胸臆，而又各具面目；宋代是中国诗歌的转型期，思辨机趣，融情入理；宋代以后则是中国诗歌的滥觞期，流派繁多，然而缺乏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