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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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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刘安子》),是西汉皇族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集体编写的一部哲学著作,属于杂家作品。 高诱在序中指出此书的思想内容:“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言其大也,则焘天载地;说其细也,则沦于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瑰奇之事。其义著,其文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班固《汉书·艺文志》将其归入“杂家”,《四库全书总目》亦归入“杂家”,属于子部。 该书在继承先秦道家思想的基础上,糅合了阴阳、墨、法和一部分儒家思想,但主要的宗旨属于道家。“鸿”是广大的意思,“烈”是光明的意思(东汉高诱《淮南鸿烈解序》)。作者认为此书如道一样包括了广大而光明的通理。 刘安的父亲刘长是汉高祖的庶子,封为淮南王,刘安作为长子,承袭父爵,故亦称淮南王。刘安撰作《淮南子》的目的,是针对初登基帝位的汉武帝刘彻,反对他所推行的政治改革。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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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
刘安及其门客集体撰写
《淮南鸿烈》、《刘安子》、《鸿烈》
西汉
目录
  1. 1 作者

  2. 2 目录

  3. 3 内容

  4. 4 版本

  1. 5 研究著作

  2. 6 道家典籍

  3. 7 涉及思想

  4. 7.1 兵略

  5. 7.2 阴阳五行学说

  1. 7.3 整体观,天人相应

  2. 7.4 养生术,静漠恬澹

  3. 7.5 推病由,情志环境

  4. 7.6 谈施治,理法兼备

  5. 7.7 论药物,首重实践

  1. 8 影响

  2. 8.1 思想及特点

  3. 8.2 与先秦道家

  4. 8.3 与先秦法家

  5. 9 相关历史

正文
编辑正文

作者

关于《淮南子》的作者,有比较含混和比较明确的不同说法。 

比较含混的说法是,《淮南子》是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共同撰著的;但是史称淮南王“招致宾客方术之人数千人”,这些人不可能都是《淮南子》的作者;淮南王的门人宾客中究竟有哪些人参与了《淮南子》的撰著,于是又有一种比较明确的说法,认为是淮南王刘安“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高诱《淮南鸿烈解序》)指出了淮南王以外的另一些作者的名字。再后来,这里出现的八个名字又被统称为“八公”,于是《淮南子》的作者就成为淮南王刘安[3]和八公了。梁启超说:“《淮南子》匠心经营,极有伦脊,非漫然獭祭而已。” 

《淮南子》书中有较多的《庄子》的影响,已与晚周至汉初南方黄老道家的正宗有所区别。道家由以黄老为主转移到以老庄甚至以庄列为主,这一转变在《淮南子》书中已可见其端倪。作为楚文化重要内容的黄老道家兼阴阳数术的思想传统,到《淮南子》的成书,已经是殿军之作了。此书撰著于景帝一朝的后期,而于汉武帝刘彻即位之初的建元二年进献于朝廷。 

淮南王刘安是当时皇室贵族中学术修养较为深厚的人,他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著书立说,“作《内篇》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为《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汉书·淮南厉王刘长传》)。然而这部涉及范围十分广泛的文化巨著,留传下来的只有《内书》二十一篇,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淮南子》。 

刘安有心在天下一旦发生变乱时取得政治主动,积极制作战争装备,积聚金钱,贿赂汉王朝的地方实力派。又日夜研究军事地图,暗中进行作战部署。淮南国贵族违法的事件逐渐有所败露,在朝廷予以追查时,刘安最终发起叛乱。然而叛乱迅速被汉王朝成功平定。刘安被判定“大逆不道,谋反”罪,自杀。淮南国被废除。汉武帝在这里设立了九江郡。 

目录

内篇 

卷一原道训 

卷二俶真训 

卷三天文训 

卷四墬形训

卷五时则训

卷六览冥训 

卷七精神训 

卷八本经训 

卷九主术训 

卷十缪称训 

卷十一齐俗训 

卷十二道应训 

卷十三氾论训

卷十四诠言训 

卷十五兵略训 

卷十六说山训

卷十七说林训

卷十八人间训 

卷十九修务训 

卷二十泰族训 

卷二十一要略

 

中篇

卷一《枕中》(正一道有《太上老君枕中经》) 

卷二《鸿宝》 

卷三《苑秘书》

卷四《重道延命方》 

卷五《淮南万毕》(语出《庄子》:“通于一而万事毕”) 

卷六《淮南变化术》 

卷七《淮南中经》 

以上诸篇汉时汉武帝亲自验证隋唐犹存

 

外篇

卷一《庄子后解》

卷二《庄子略要》 

卷三《解说第三》(篇名不详) 

内容

《淮南子》著录共分为内二十一篇、中八篇、外三十三篇,内篇论道,中篇养生,外篇杂说。以道家思想为主,糅合了儒法阴阳等家,一般列《淮南子》为杂家。实际上,该书是以道家思想为指导,吸收诸子百家学说,融会贯通而成,是战国至汉初黄老之学理论体系的代表作。《淮南子》在阐明哲理时,旁涉奇物异类、鬼神灵怪,保存了一部分神话材料,像“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共工怒触不周山”、“嫦娥奔月”、“大禹治水”、“塞翁失马”等古代神话,主要靠本书得以流传。 

版本

通行本为二十一卷。

明正统《道藏》本将《原道》、《俶真》、《天文》、《地形》、《时则》、《主术》、《氾论》分为上下卷而成二十八卷本。 

研究著作

清代王念孙《读书杂志》中《淮南子》部分,俞樾《诸子平议》,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刘家立《淮南子集证》,吴承仕《淮南子旧注校理》,杨树达《淮南子证闻》。 

建国后有张双棣《淮南子校释》,何宁《淮南子集释》,陈广忠《淮南子斠诠》。重要注疏(近)方勇《子藏·道家部·淮南子卷》。 

道家典籍

《淮南子》引用过的道家著作,见于《汉书·艺文志》的有《老子》、《文子》、《庄子》、《列子》等。此外,郭店楚简中《太一生水》篇对《淮南子》也有明显影响,也可归入此类。

《淮南子》分析了《管子》产生的原因:“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要略》)显然把它作为富国强民的政治著作看待,刘向也认为:“凡《管子书》,务富国安民,道约言要,可以晓合经义。”①《淮南子》在《道应训》引述了《管子》的话②,《管子》一书,以道家为主包举百家,《淮南子》的“气”论及“法治”等方面的思想,都能在稷下黄老著作《管子》那里找到它的源头。 

《老子》是《淮南子》直接引用最多的典籍,《道应训》实际就是以历史故事、寓言传说等阐释《老子》的旨义,仅此一篇,涉及《老子》41章中的56处文字,它与《韩非子》的《解老》、《喻老》一样,都是关于《老子》的较早的注释,足见《淮南子》作者对《老子》的重视。《淮南子》所受《老子》的影响,最明显的是以道作为全书的指导宗旨,并对“道”做了更加详尽的描述和规定,其中《原道训》,杨树达认为:“此篇全衍老子之旨,故以《原道》名篇。”

《淮南子》引用《庄子》直接说明的只有一处,见于《道应训》:故《庄子》日:“小年不及大年,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这句出自《逍遥游》,只是次序略有不同。但是,“其暗用《庄子》者触篇皆是。今本《庄子》三十三篇,惟《说剑篇》之文,不见于淮南。其余三十二篇,则均有称引”④。刘安对《庄子》是熟悉并深有研究的,他还做过《庄子》的注释工作。《文选》谢灵运《入华子岗是麻源第三谷》、陶渊明《归去来辞注》、任彦升《齐竟陵文宣王行状》李善注并引淮南王《庄子要略》云:“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轻天下,细万物,而独往者也。”张景阳《七命》注引淮南王《庄子后解》云:“庚市子,圣人无欲者也。人有争财相斗者,庚市子毁玉于间,而斗者止。”据此可知,淮南王刘安曾有《庄子要略》和《庄子后解》,惜已失传。

《淮南子》与《文子》关系殊难判断,《文子》的内容有十分之五六与《淮南子》相同,两者孰先孰后的官司打了上千年。《汉志》载:“《文子》九篇。”班固自注曰:“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然而,1973年,河北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中出土的竹简中就有《文子》,这为认识《文子》提供了新的机遇。①竹简《文子》与今本《文子》内容既有相同者,也有不见于今本的佚文,说明《文子》是有渊源的,为西汉就已经存在的先秦古籍,它与《淮南子》的关系,绝非简单的谁抄谁的问题。 

《列子》的“共工怒触不周山”的神话和列子“使天地三年而成一叶,则万物之有叶者寡矣”的感叹,在两书中都出现过,显然有某种继承关系。《汉志》所著录的“《列子》八篇”,是刘向整理过的,它在流传的过程可能有后人掺入的成分,但绝非“伪书”,其内容大部分可信。《尸子》说:“列子贵虚。”(《广泽篇》)刘向以为:“其学本于黄帝老子,号日道家。道家者,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竞,合于六经……孝景皇帝时贵黄老术,此书颇行于世。”(《列子书录》)②在景帝时十分流行的《列子》,想必刘安也能见到,《淮南子》也有贵“虚”的一面,不能说没有《列子》的影响。 

至于《黄帝四经》(唐兰认为,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就是《汉志》所说的《黄帝四经》)有《道原》,《淮南子》有《原道训》,《淮南子》文字明显出于前者的有近三十处,唐兰已作过梳理。 

《太一生水》,抄于郭店竹简《老子》丙组之后,是讲宇宙生成的。许抗生认为:“《太一生水》篇,从宇宙演化学说史上说,是老子到《淮南子》之间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它发挥了老子的思想,又具有不同于老子思想的独创性。它与《管子·内业》等篇和《淮南子》有着不同的思想发展路向,同时又对《淮南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天为气的思想和‘天不足于西北,地不满于东南’的思想皆对《淮南子·天文训》产生了影响)。” 

涉及思想

兵略

《兵略》篇专论军事,代表了西汉初期的军事理论水平,其主要思想如下:

其一,战争的胜负,取决于政治上的得失。首先,政治上得道,军事上才能取胜。《兵略》认为: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强;将,失道而拙,得道而工(精明);国,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谓道者,即是与天地顺、与四时合的最高行为准则。得道者,众之所助,虽弱必强;失道者,众之所去,虽大必亡。因此政治上得道,是保证军事上取胜的基本条件。政治上得道的军队可以车不发轫(防止车轮滚动的木头),骑不被鞍,鼓不振尘,旗不解卷,甲不离矢,刃不尝血,本国的社会生活秩序也不用打乱,即朝不易位,贾不去肆,农不离野,只要对敌国招义而责之,就可以大国必朝(前来归附),小国必下。《兵略》还回顾了古时的战争,认为五帝时期的战争是得道的。那时的战争不是为了扩张土地,也不是为了贪金玉之略(掠夺),而是为了禁暴讨乱,为了消灭残贼天下、令万民不得安生的贪昧饕餮之人,如黄帝击败炎帝,颛顼诛杀共工,尧舜讨灭不义的丹水和有苗,因而战无不胜。他们用兵之前,往往先教之以道,导之以德,不听,则临之以威武,再不从,则制之以兵革,因此用兵若栉发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是所谓圣人之用兵。殷商以后,至春秋时期的用兵是所谓霸王之兵。这个时期的战争,多是为了消灭加虐于民的敌国之君,为义兵之举,因此往往克(攻克)国不及其民,废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仁人智士)而显其贤良,振其孤寡,恤其贫穷,出其囹圄,赏其有功。这种战争非以亡(消灭)存(存在)也,将以存(保存)亡(殆尽的东西)也,故也是得道的。战国时期的用兵则是失道的晚世之兵。这时期的战争,无道之君往往设渠堑,傅(防守)堞(城上女墙)而守,进攻一方也不是为禁暴除害,而是要侵地广壤,都是为了个人的私利。为个人私利进行的战争,不仅失道,而且造成人员的巨大伤亡,同时这种战争最终也不会获得胜利的,因为它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其次,军事上取胜的根本,在于加强政治统治,即为存政,建立牢固的统治基础。《兵略》认为,军事上甲坚兵利,车固马良,畜积给足,士卒殷轸(众多)等物质条件,以及奇谋诈术的巧妙运用和良臣猛将的合理任用等主观条件,虽然是克敌制胜不可缺少的条件,但皆佐胜之具也,并不是保证战争必胜的根本条件。军事上的必胜之本在于政治上的强大,即德义足以怀天下之民,事业足以当天下之急,选举足以得贤士之心,谋略足以知强弱之势。《兵略》认为:政胜其民,下附其上,则兵强矣;民胜其政,下畔其上,则兵弱矣。并指出:地广人众,不足以为强;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它主张修政于境内,使群臣亲附,百姓和辑,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诸侯服其威而四方怀其德,这样就可以修政庙堂(朝廷)之上而折冲千里之外,拱揖指(指挥)而天下响应,《兵略》认为这是用兵之上也。它还列举楚怀王、秦二世败亡的教训,以及武王伐纣的事例,说明为存政者,虽小必存;为亡政者,虽大必亡的道理。再次,《兵略》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中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提出:全兵(获得彻底胜利的军队)先胜而后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的思想,主张:制胜于未战。它说:善用兵者,先弱敌而后战者也,这样可以费不半而功自倍也。它主张先以德胜敌,然后再与之战,可以获得全胜,并指出:千乘之国行文德者王,万乘之国好用兵者亡,反对穷兵黩武。它强调:凡用兵者,必先自庙战。所谓庙战,即在采取军事行动以前,就敌我双方的主孰贤、将孰能、民孰附、国孰治、积蓄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备孰便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全面的比较、分析,加强不足之处,保证最终取得全胜。《兵略》认为:只有进行充分的庙战,运筹于庙堂之上,才能够做到决胜于千里之外,并指出:庙战者帝。 

其二,比较精辟地论述了军事行动中动与静的辩证关系。《兵略》认为,军队出击,要如神出而鬼行,运于无形,出于不意,使敌人无法察觉,莫知其所之、莫知其所集,以达到出敌不意,攻其不备的目的。《兵略》同时认为,军队不动则已,动则应发如疾风,疾如骇龙,若从地出,若从天下,使敌人未见其发,固已至矣。因此《兵略》十分注重兵贵神速的思想,指出一旦抓住敌之虚,就要乘而勿假也,要以疾雷不及塞耳,疾霆不及掩目之势,迅速发起进攻,并穷追猛打,使敌人静不知其所守,动不知其所为,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为此,《兵略》强调军队采取行动前一定要在思想上、装备上、后勤保障等诸多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出击,就当以生击死,以盛乘衰,以疾掩迟,以饱制饥,这样就如同以水灭火,以汤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用达。为了保证兵出而不徒归,《兵略》还指出,善于指挥作战的军事将领,必须掌握三势、二权。所谓三势,即气势、地势、因势。气势即激发兵将的高昂斗志;地势即善于利用险要地形,能控制战略要地;因势即能把握战机,乘敌之虚,因其劳倦怠乱,饥渴冻喝(中暑)采取军事行动。所谓二权即知权、事权。《兵略》强调在采取军事行动前,一定要详尽侦知敌情,并据此制定出完备的作战计划,同时要很好地隐蔽自己的军队,做到出敌不意,使敌人之兵无所适备,此谓知权。两军交战,能够灵活有序地调遣军队,布阵迎敌,使本方受刃者少,而伤敌者众,此谓事权。《兵略》认为掌握好三势、二权,选拔出精兵强将,制定出正确的战略战术之后的军事出击是所谓必胜之攻,是所谓胜定而后战,可以攻不待冲隆云梯而城拔,战不至交战接刃而敌破。它强调军队唯无一动,动则凌天振地,抗泰山,荡四海,鬼神移徙,鸟兽惊骇,并指出,在这样的军队面前将野无校(对抗)兵,国无守城,无人能挡。然而,《兵略》由于受道家无为思想的影响,最推崇的还是所谓以静制动,以无形制有形,以无为制有为的战术思想。它指出,静以合躁,治以持乱并认为以静制动,以无形制有形,以无为而应变,虽未能得胜于敌,敌人也不可得胜之道也。并称:敌先我动,则是见其形也;彼躁我静,则是罢(疲)其力也。形见则胜可制也,力罢(疲)则威可立也。它还提出:物未有不以动而制者也。但是,《兵略》推崇的以静制动,并非被动地待敌先动而后击之,而是要视其所为,根据敌人所犯的错误,制定相应的作战计划之后,出击致胜。当敌无隙可乘时,《兵略》认为要饵之以所欲,以罢(疲)其足(满足),引诱敌人出错,一旦敌人有间,就要抓住战机, 急填其隙,迅速出击,打败敌人。相反敌人若止而不动,《兵略》认为,己方应相应调整部署,待敌动做,侍机出击。若己方已先敌而动,也要尽力改变这种不利局面,变我静而敌动,重新掌握主动。《兵略》反对在敌人未显现错误之举前,便冒然对其发动攻击,提出:善用兵者,当击其乱,不攻其治,是不袭堂堂之寇,不击填填(旗帜牢固树立的样子)之旗,强调敌容未可见,以数(密集)相持,一定要等到彼有死形,才可因而制之。《兵略》在强调以静制动的同时,还强调以无形制有形。它认为:诸有象(相貌、形象)者,莫不可胜也;诸有形者,莫不可应也。并举例说:风雨可障蔽,是因其有形,寒暑不可开闭,是因其无形的缘故。它认为,兵家所恃,无非是天时、地利、巧举、人和。而此四者皆为有形之举,因而都有相应的破除之法,如:任天者可迷也,任地者可束也,任时者可迫也,任人者可惑也。只有无形者无可奈也,没有任何可以破除的方法。所谓无形者,按《兵略》的描述,实际上就是无法无仪、无名无状,上穷至高之末,下测至深之底,高深莫测、变幻无穷的军事韬略。《兵略》认为,善用韬略者,可以打败一切敌人。 

其三,为将帅具体提出了一些统兵、用兵之要。①将帅必须使部下与自己同心齐力。《兵略》认为:将卒吏民,动静如身,乃可以应敌合战。因而强调将吏一定要以民为体(身体),而兵民则一定要以将为心,并指出:心诚则支体亲刃,心疑则支体挠北。心不专一,则体不节动,将不诚心,则卒不勇敢。它还强调:民诚从其(将帅)令,虽少无畏;民不从令,虽众为寡。认为战争的胜负,在未交兵接刃之前就已由兵将的齐心与否而决定好了。《兵略》不仅强调兵将要齐心同力,而且还强调将帅应能使兵卒同其心,一其力,指出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它认为:良将之卒,若虎之牙,若兕(古代称类似犀牛的一种野兽)之角,若鸟之羽,若蚈(百足虫)之足,可以行,可以举,可以噬,可以触,强而不相败,众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因此要求将帅统兵,要同其心,一其力,使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同时要止如丘山,发如风雨,如此则战无不胜。《兵略》还指出:夫五指之更弹,不若卷手之一挃(捣);万人之更进,不如百人之俱至也。《兵略》认为将帅能使部下用力谐,不仅能致胜于敌,而且还可以以少胜众,以弱胜强。它分析了战争中以少胜多,以寡胜众的问题,指出这种情况的出现,只能是在人众一方势不齐,即士卒不能同力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如果人众一方做到人尽其才,悉用其力,若要以少胜之,则自古至今,未尝闻也,从这个角度再次强调士卒同心共力的重要性。②将帅要善于利用天道、地利、人和及兵势。所谓兵势,即指战无不胜,攻无不破的气势。《兵略》认为: 兵之所隐议(占卜视兆)者天道也,所图画者地形也,所明言者人事也,所以决胜者钤势也。它根据用兵的方略把将帅分为上中下3等,认为: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并善于把握战机,利用兵势,战无不胜,从不失败,是所谓上将之用兵;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专用人与势,虽然未必能获得全胜,但也能胜多败少,是所谓中将之用兵;博闻而自乱,多知而自疑,居则恐惧,发则犹豫,结果动辄败北,是所谓下将之用兵。《兵略》还十分重视兵势的作用。它认为在天时、地利、人和齐备的情况下,若兵无势,仍不会取得任何战果。它要求将帅利用兵势,要如决积水于千仞之堤,若转员石于万丈之溪一般,使任何人、任何军队都无法抵挡,这样才能百战百胜。③将帅要威义并用,要能与士卒同甘共苦。《兵略》认为:兵之所以强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义也;义之所以能行者,威也。所谓威义并用,就是要赏罚分明。《兵略》明确指出:夫人之所乐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广泽,白刃交接,而卒争先合者,彼非轻死而乐伤也,为其赏信而罚明也。赏能使士卒冒死征战,罚则使他们令行禁止。只有赏信而罚明,军队才有战斗力。此外,《兵略》还强调将帅必须爱护部下,使自己得到士卒的爱戴。它说:上视下如子,则下视上如父;上视下如弟,则下视上如兄,并指出:上视下如子,则必王四海;下视上如父,则必正天下。上亲下如弟,则不难为之死;下视上如兄,则不难为之亡。因此要求将必与卒同甘苦俟饥寒,这样他们作战时才不会吝惜自己的生命而拼死杀敌。《兵略》还具体提出将帅要做到:暑不张盖,寒不被裘,险隘不乘(乘车、骑马),上陵(山丘),必下(下车、下马),以体验士卒的辛劳,同时还要做到军食孰(熟)然后敢食,军井通然后敢饮,与士卒同饥渴。不仅如此,《兵略》还要求作战时,将帅必立矢射之所及,与士卒共安危。《兵略》认为,将帅能够做到上述要求,就能积德、积爱于自己的部下。它还指出:良将之用兵也,常以积德击积怨,以积爱击积憎,如此,何敌不可战胜。④将帅必须具备三隧、四义、五行、十守等能力或品质。所谓三隧,即要上知天道,下习地形,中察人情;所谓四义,指治国不拥兵自负,为主不独顾自身,见难不畏死,决疑不避罪;所谓五行,指柔而不可卷,刚而不可折,仁而不可犯,信而不可欺,勇而不可凌;所谓十守,指头脑清醒,谋略深远,意志坚定,明辨是非,不贪于货,不淫于物,不滥发议论,不推卸责任,不轻易欢喜,不轻易动怒。总而言之,就是要求将帅做到,发(举措)必中诠(公允),言必合数,动必顺时,解必中揍(道理),同时还要做到,通动静之机,明开塞之节,审举措之利害,若合符节。《兵略》认为,只有这样,将帅才能使自己的政敌无隙可乘,做到攻则不可守,守则不可攻。它还认为:善用兵者,必先修诸己,而后求诸人;先为不可胜,而后求胜。同时指出:修己于人,求胜于敌,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乱,是犹以火救火,以水应水也,何所能制!⑤将帅要善于利用己方之实,攻敌方之虚。所谓实者,即指主明良将,上下同心,气意俱起,同仇敌忾;所谓虚者,指上下有隙,将吏不相得,为将者所持不直,士卒心中积怨深重。《兵略》认为:虚实之气,兵之贵也。两军相遇,实则斗,虚则走。气虚一方是无法与气实一方对敌的。但《兵略》也指出:胜兵者非常实也,败兵者非常虚也,认为虚实之气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它引用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强盛及败亡的教训,指出:夫差最初之所以能取得包括生俘越王勾践在内的一系列战争的胜利,拥地2千里,带甲七十万,是由于用民气之实的结果。其后,夫差骄溢纵欲,拒谏喜腴,使上下失和,吏民不附,直至国灭身亡,是越王勾践因制其虚的结果。由此,《兵略》指出:善于治国统军者,能实其民气,以待人之虚也;不能者,虚其民气,以待人之实也。《淮南子·兵略》的上述主要思想,既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优秀的军事理论,同时又有许多独到之处,因而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阴阳五行学说

该书倡导阴阳五行学说。首先,论述了阴阳概括万事万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如《本经训》指出:“阴阳承天地之和,形万殊之体,……终始虚满,转于无原。”此言阴阳囊括了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其变化是无穷无尽的。这与《黄帝内经》中的阴阳学说一脉相承。 

书中以水、火、月、日喻阴阳。如《天文训》云:“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积阴之寒气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又云:“日者,阳之主也;月者,阴之宗也。”这里用人们常见的水、火、日、月来说明阴阳的属性,这种形象而生动的比喻,使学者对枯燥、抽象的阴阳学说易于理解。 

其次,阐明了五行的属性及其生克乘侮规律。如“东方,木也,……。北方,水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故禾春生秋死,……。”此处五行学说内容与《黄帝内经》所论是一致的,可见当时的阴阳五行学说已渗透到多个学科。 

书中还以五行所属的方位论及人体的形体特征及勇怯、智愚、寿夭等。如“东方,……其人兑形,小头、隆鼻大口,鸢肩企行,窍通于目,筋气属焉,苍色主肝,长大早知而不寿;南方,……窍通于耳,血脉属焉,赤色主心,早壮而夭;西方,……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北方,……其人蠢愚;中央四达,……其人慧圣而好治。”以上所述虽未必尽然,但大体上说明了五行所属的方位及地域不同对人体的影响。 

整体观,天人相应

该书强调了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如《本经训》云:“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内,一人之制也。”“孔窍肢体皆通于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窍,……。”指出人生活在宇宙间,和自然界是息息相关的。这与《素问·生气通天论》所云“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的天人合一观点不谋而合。 

四时气候的变化直接影响人体而形成疾病。如《时则训》记有:“孟春之月,……行秋令则民病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孟秋行夏令,……民多疟疾。……季秋行夏令,……民多鼽窒。”上文明示,非其时气,其气不和则导致人体疾病的发生。同时告诫人们:人体必须顺应四时,适应自然界季节气候的变化,才能在宇宙间健康生存,正如《本经训》所言:“四时者,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取予有节,出入有时。” 

还有整体观对疾病症候的影响,如“夫有病于内者,必有色于外矣。”“痈疽发于指,其痛遍于体。”前者言其体内脏腑患病,而引起体表的色泽变化,即“有诸内必形诸外”;后者指出局部的病变可影响整个人体。 

养生术,静漠恬澹

该书注重养生之术,如《真训》强调了养性、养德,云其:“静漠恬澹,所以养性也;和愉虚无,所以养德也。……若然者,血脉无郁滞,五脏无蔚气。”又《修务训》提出精神调养,指出:“今天道者藏精于内,盝神于心,静漠恬淡,讼谬胸中,无邪气所留滞,……则机枢调利,百脉九窍莫不顺比。”“神清志平,百节皆宁,养性之本也。”综观上文可知:心境清净,无欲无求,则五脏安和,百脉调畅,诸窍通利而健康无病。这与《黄帝内经》中“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以恬愉为务”的养生之道契合。 

养生的另一个方面是禁嗜欲。如《时则训》言其:“孟冬,……君子斋戒,身欲静,去声色,禁嗜欲,宁身体,安形性。”冬为闭藏之时,应藏而不泄,故要禁欲,保精、养性。又《原道训》云:“圣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也强调了养生禁欲的重要性。人类只有将养精神,和调其气,才能形体康健,与世间万事万物共同在自然界的规律之中生存。故《原道训》指出:“是故圣人将养其神,和弱其气,平夷其形,而与道沉浮俯仰。”以上所述《淮南子》对人类养生术的贡献,足资后学借鉴。 

推病由,情志环境

书中推究疾病发生的原由,认为情志变化、地理环境对人体影响极大,是致病的重要因素。如《精神训》和《原道训》均指出:“人怒破阴,大喜坠阳,……。”“薄云发,惊怖为狂,忧悲多恚,病乃成积。”以上言情志过极,积而成病。这与《黄帝内经》中“暴怒伤阴,暴喜伤阳”的观点是相同的。这种病因认识一直指导着后世临床,情志致病的比例愈来愈大,如杨雪琴教授调查后指出,“银屑病的发病和复发患者中70%~80%的人发病前有焦虑和抑郁,且有特殊不愉快的事情。” 

地理环境亦直接影响人体而为致病之由。如“坚土人刚,弱土人肥,……。”“山气多男,泽气多女,风气多聋,林气多癃,……暑气多夭,寒气多寿。”此言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对人的体质、生育、发病和寿夭等均有影响,为导致疾病发生的原由之一。这种医学思想本源于古代文献而有所创新,如《吕氏春秋·尽数》记载:“……辛水所,多疽与痤人;苦水所,多祍与伛人。”此指居住在水味辛辣地方的人,多患痈疽和生瘰疬病;水味苦涩地方的人,多患鸡胸和驼背。 

谈施治,理法兼备

该书对疾病治疗方法的论述亦较详尽。如《时则训》提出四时治疗疾病的法则为:“春治以规,秋治以矩,冬治以权,夏治以衡,……。”这里规矩权衡治法与《黄帝内经》中的规矩权衡合四时脉象不同。如《素问·脉要精微论》云:“四变之动,脉与之上下,以春应中规,夏应中矩,秋应中衡,冬应中权。”《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观权衡规矩,而知病所主。”前者言其脉象的变化随季节不同而各异,即脉合四时;后者则根据脉象的浮、沉、滑、涩,而了解疾病产生的原因。可见,《黄帝内经》以规矩权衡论脉象;《淮南子》则以规矩权衡论治法,各有所指也。 

书中谈及治疗疾病要全面考虑,不能顾此失彼,以免酿成大病。如《说林训》中指出:“治鼠穴而坏里闾,溃小皰而发痤疽。”

书中还有对疾病应早期治疗的记载。如《人间训》告诫人们:“患至而后忧之,是犹病者已胘而索良医也。虽有扁鹊、俞跗之巧,犹不能生也。”这里根据上下文意虽是以医学喻为政处事的道理,但其未病先防,既病早治的预防医学思想确能启迪后学,这与《黄帝内经》中“病已成而后药之”,其理相同。 

论药物,首重实践

该书对药物的记载注重实践,从药物采集、炮制及品种鉴别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首先,采集药物要亲口尝试。如《修务训》云:“神农乃始教民扑五谷,……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这是古代医家在实践中寻找和发现药物的真实写照。其次,根据药物性能,按照季节采收药物。如“蝉始鸣,半夏生”言其夏至时蝉鼓翼始呜,正是半夏成熟的采收时间。其三,告诫人们注意药物炮制方法。“牛胆涂目,……取八岁牛胆,桂三寸,著胆中,百日以成。”此言将桂放入牛胆中,经过百天才能药用。其四,提出了易混淆药物的鉴别。如“夫乱人者,芎 

穷之与蒿本也,蛇床之与麋芜也,也皆相似者。”这种注重实践,使药物名实相符,是安全有效用药的保证。 

他如书中还有关于脏腑的论述;疾病命名的记载及形、气、神的论述等,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与《黄帝内经》同时代或稍晚时的《淮南子》蕴含着一定数量的医学内容,我们应当挖掘整理取其精华,以丰富中医学宝库。 

影响

后人读此书,无不以为此书只是一部意在求仙访道博采黄老言的道家之书而已。而黄老道则为汉初文景以来所尊之官学。殊不知,此书乃是建元初年间激烈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辩论的产物。 

思想及特点

《淮南子》是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招集门客,于汉景帝、汉武帝之交时撰写的一部论文集。刘安(公元前179年一前122年)是汉高祖刘邦的少子淮南厉王刘长之子。淮南厉王因“谋取”获罪,流徙途中绝食而死,后淮南厉王的封地被一分为三,刘安被策封为淮南王。刘安曾罗致宾客数干人,内中不乏硕学之士,共同编定《淮南子》一书。其中《内篇》二十一篇,《外书》三十三篇,《中篇》八卷,《要略》,是全书的序言。从《要略》看,全书写作有统一的计划和安排。但从内容看,并未完全统一。《汉书·艺文志》把它列入“杂家”是有道理的。书中内容,除道家思想外,还兼收了儒家、法家、阴阳家之言。范文澜先生说:“《淮南子》虽以道为归,但杂采众家”,仍表现出一定的融合倾向。” 

与先秦道家

在宇宙观生产论方面,《淮南子》继承发扬了先秦道家的唯物思想。该书《天文训》说:“道始于虚霩”、“道始于一”,认为在天地未形之前,整个宇宙是个浑然一体、没有定型的“虚霩”,是个浑涵未分的“一”。《原道训》说:“所谓无形者,一之谓也;所谓一者,无匹合于天下者也。卓然独立,块然独处,上通九天,下贯九野,圆不中规,方不中矩,大浑而如一。”据上可以这样分析:“道”是“虚霩”之道,是“一”之道,归根结底,是物之道。既“万物有道”,这是明确的唯物主义。在宇宙生成论方面,该书《天文训》指出:“道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并认为:宇宙之气“清扬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阳为日,阴为月,阴阳分化为四体,这是明确的宇宙构成论,在近代科学出现以前,几乎成为古代唯物主义公认的定论。

《淮南子》还明确指出先秦道家“无为而治”真正内涵: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因势利导的主动行为。《修务训》曾引述对老子的“无为”之涵义的一种误解“无为者,寂然无声,漠然不动,引之不来,推之不往”的这种对老子思想的误解,指出:历史上公认的“先圣”都是积极有为的,如神农氏教民“播种五谷”,发明医药,“一日而遇七十毒”;尧积极从事政治管理与社会教化,“西教沃民,东至黑齿、北抚幽郡,南到交趾,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流共工于幽州,殛鲧于羽山”;舜“辟地树谷,南征三苗,道死苍梧”;禹休风榨雨,“决江疏河,凿龙门,辟伊阔”;汤夙兴夜寐。勤于政务。这些古圣先王,一生致力于兴利除害,屡建奇功,“圣人忧民如此其明也,而称以‘无为',岂不悖哉!”此可知:“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四肢不动,思虑不用,事治求成者,未之育也!”该篇指出道家“无为”正确的解释,它说,老子的无为决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因势利导:“夫地势,水东流,人必事焉,然后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工焉,故五谷得遂长。‘听其自流,得:之其自生,则鲧、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也。” 

《淮南子》的作者说:“若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权自然之势,而曲故(按:巧诈也)不得容者。非谓感而不应,攻而不动者。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此用己而背自然,故谓之有为。”引文“若夫”后的句子意思是说,如果试图用火来烤干井水,把淮河引到山上去,就是背离事物自然本性而仅凭自己的主观意志的行为,这就叫做“有为”。 

老子笔下的圣人是道的化身,是圣明的君王,他们是“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的,但圣人却是“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的。(二章)如果说无为就是“无所作为”,那么何以又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又何谈“功成”呢?而且老子把“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行为视为“玄德”即最高的德行。(五十一章)可见“无为”决非“不要有任何作为”,而是为了使人们能够因循事物的自然本性及其发展趋势更好地“为”,而且也只有如此,才能大有作为。与此相反,如果出于一己的私利或个人意志,根本违逆事物的自然本性及其发展趋势而强行所为或妄自作为即“有为”,那么一定会事倍功半,甚至遭到严重挫折或失败。所以老子告诫我们:“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六十四章)

顺便指出,《淮南子》与汉初黄老学派[5]也有密切的关系。汉初假托黄帝以为书名的著作甚多,大都失传。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就有《道原》、《经法》、《称》、《十六经》四篇古佚书。《淮南子》与这四篇黄老帛书有一定的关联。《原道训》与《道原》都是论“道”专篇,言辞极为一致。此外其他相互仿佛之处也很多。如《人间训》:“祸福同门”,《经法》:“祸福同道”;《原道训》:“万物之总,皆阅一孔”,《十六经》:“万物之多,皆阅一空”;《诠言训》:“圣人不为始,不专己,循天理,不豫谋,不弃时,与天为期,不求得,不辞福,因天之则”,《称》:“圣人不为始,不专己,不豫谋,不为得,不辞福,因天之则。”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淮南子》汲取道家思想营养的比重较大。

与先秦儒家

首先,《淮南子》继承并发挥了先秦儒家“仁者爱人”的原始人道思想。《主术训》说:“国之所以存者,仁义是也。”又说:“遍知万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谓智;遍爱群生而不爱人类,不可谓仁。仁者爱其类也,智者不可惑也。”这一观念是来自先秦儒家而又高于先秦儒家的,特别是《淮南子》对“人道”、“人类”概念的使用,在中国文化史上是有重要价值的。《淮南子》也主张以民为本。《氾论训》说:“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主术训》说:“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在此基础上,《泰族训》提出以仁义治国:“所谓仁者,爱人也;所谓知者,知人也,爱人则无虐刑矣。知人则无敌政矣。治由文理,则无悖谬之事矣。刑不侵滥,则无暴虐之行矣。”这可以视为孔孟“德政”、“仁政”学说的进一步弘扬。《淮南子》主张人性本善。《泰族训》认为“人之性有仁义之资”,这是对孟子思想的继承。不过不完全认同孟子,《淮南子》强调“仁义之资”必须与后天教育相结合,才能臻于完美:“故无其性,不可教训;有其性无其养,不能遵道。茧之性为丝,然非得二女煮以热汤而抽其统纪,则不能成丝;卵之化为雏,非呕暖覆伏累日积久,则不能为雏。人之性有仁义之资,非圣人为之法度而教导之,则不可使向方。”即是说,善性是内在根据,教育是后天条件,只有两者结合才能成人之善,这显然与孟子偏重于反本内求有所不同。

与先秦法家

《淮南子》继承、发挥了黄老学派、商鞅、韩非的历史进化观念,提出:社会生活是变迁的,法令制度也应当随时代变迁而更改,即令是“先王之制,不宜则废之”。《氾论训》说:“圣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苟利民主,。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又说:“法与时变,礼与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变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是也。”这些言论,从思想观点到具体言词,与商、韩是一脉贯通的。从当时社会现实看,“汉承秦制”,未加彻底改造。景、武之交,汉王朝的经济已经恢复,客观上需要建立一套新的制度,当然这套制度决不完全等同于商、韩所鼓吹的制度,但是法家更法改制的思想原则,仍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可贵的是,《淮南子》认为法令制度的制定,应适乎人群之需要,应考虑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主术训》说:“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此治之要也。”这显然是比先秦法家更进步的观点。

《淮南子》与《吕氏春秋》有没有关系?从原著看,《淮南子》无一字提到《吕氏春秋》,这可能与汉初反秦气氛有关。但事实上,正是《吕氏春秋》给予《淮南子》以最大和最直接的影响。两本书都是由上层贵族亲自主持,招揽众多学者集体写成的。成书的程序都是先拟定计划,次分头撰写,最后综合编纂。书的结构统一,篇目规整,理事相连,言辞精审。两书都是总结先秦各家学说,博采众家之长,形成一个综合性的、能贯通天地人的庞大理论体系,为统一的封建大帝国提供全面的思想理论根据。所不同的是,《淮南子》成书之时,处于黄老盛行的文化氛围之中,所以说《淮南子》是集黄老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当然这绝不妨碍它也融和摄取了道家之外其他学派的思想精华。

相关历史

1.建元初年的意识形态辩论

汉初意识形态论争的焦点是主张尊王攘夷的儒法家(宗荀子及今文公羊学派),与主张因循旧制、“萧规曹随”无为而治的黄老道家之争。从现代的观点看,前者主张国家主义,后者主张自然放任,即自由主义。 

2.汉武帝一度危在旦夕 

建元元年(B.C140年)刘彻登基,时年仅16岁。他一登基即重用主张加强王权的儒士出任将相。准备采纳文景时期大为失意的贾谊、晁错一派的政治主张,即对内削弱诸侯、加强中央,对外则抗御匈奴。刘安撰作《淮南子》,其所针对的,就是初登基的汉武帝刘彻。刘彻志在尊王攘夷,削诸藩,破匈奴,实施“大有为”之政。刘安则主张因循旧范,无为而治。由此引申为政策,也就是要坚持汉初旧制,从而保护刘氏诸王集团裂土称王的既得利益。《淮南子》中有“主术训”一篇,专讲帝王之术。 

而建元初年主导政治大势的,并不是已作了皇帝的年轻人汉武帝,而是素好黄老之道的太皇太后窦氏以及诸窦、诸刘列王贵威。窦氏于建元二年临朝干政罢免刘彻所任命的儒学将相,否定刘彻加强王权削弱诸侯的政策方向。这实际是一场未动干戈的宫廷政变。 

在这场政治争论中,甚至汉武帝的舅舅、王太后之弟武安侯田蚡暗中也站到了刘安一边。《汉书》淮南王传记:刘安友善太尉武安侯田蚡。(田蚡)与私语曰:“方今上无太子,宫车一日晏驾,非王而谁可立者?”淮南王大喜,厚赂武安侯。要知道此时之刘彻,年方十七八岁,正值盛年。除非遭遇突然之变,发生非正常死亡,怎么谈得上“宫车一日晏驾”?而身居高位(汉太尉领有兵权相当于国防部长)的国舅田蚡,竟然与刘安私下计议安排关于刘彻的后事问题,并属望于刘彻这位老叔父作年轻皇帝的继承人。由此可见当时刘彻政治地位之孤弱及危险也。 

建元六年(B.C135年)太皇太后病危,死前天上出现彗星。刘安认为这种天象预兆着“兵当大起”,天下将要大乱。于是“治军械,积金钱”,准备武装起事。于此而又见当时政局之险恶矣! 

3.人文学术难以完全超离政治 

建元六年太皇太后窦氏驾崩,刘彻终于主持了大政。元光元年(B.C134年)间,他召见名儒董仲舒。董氏向他提出著名的“天人三策”,汉武帝决心由此而推行全面改革。此即西汉史中值得大书一笔的“元光决策”。新政的首要方针是改革国家意识形态,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所罢黜的百家言中,重点一为主张搞阴谋政治的纵横家言,一为黄老之道也。直到田蚡死后,刘彻才知道了他与刘安的那次密谋。刘彻说:如果田氏仍在,当灭族矣!元狩元年(B.C122年)刘安积蓄已久的反谋终于被揭露,被追究而自杀身死。汉武帝取得了最终胜利,此后对外穷兵黩武,好大喜功,在军事上取得不世之功;对内骄奢淫逸,挥霍无度。至其末年,文景之治四十年之基业消耗殆尽,国家凋敝,户籍减半,西汉由此走向衰亡。

这一段史事表明,历史中的人文学术难以完全超离于政治。但是,后人已超越了这场历史斗争。今人谈论汉初黄老之道,无为而治,常称叹称羡。然而,若不参照汉初及建元年间之大形势,汉初儒道两个学派这场大论争就不能真正被理解。今人读《淮南子》无不以为其仅是一部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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