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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翰(1787-1833年)字凤藻,号丹山。原籍是江西抚州府临川县,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二月五日出生于云南云州勐麻(今云县大寨镇梨园村)一个中等商人家庭里。杨国翰是清朝嘉庆年间云南“五华五才子”之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进士,道光年间宦迹浙江奉化、诸暨、海盐、仁和(今杭州)、海昌(今海宁)、玉环分府各地。为官作文,杨国翰都做出了无愧于时代的历史贡献。他不仅是封建社会里一名有作为的地方官员,其诗文在云南古代文学史上也有一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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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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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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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翰

杨国翰(1787-1833年)字凤藻,号丹山。原籍是江西抚州府临川县,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二月五日出生于云南云州勐麻(今云县大寨镇梨园村)一个中等商人家庭里。杨国翰是清朝嘉庆年间云南“五华五才子”之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进士,道光年间宦迹浙江奉化、诸暨、海盐、仁和(今杭州)、海昌(今海宁)、玉环分府各地。为官作文,杨国翰都做出了无愧于时代的历史贡献。他不仅是封建社会里一名有作为的地方官员,其诗文在云南古代文学史上也有一定地位。

杨国翰的父亲杨本源(字林青)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来滇,游易滇东、滇西各地,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到云州勐麻,置地经商,定居生活。母亲徐氏是贡生徐卿升长女,善理家庭生计。她经常以“显亲扬名”的封建伦理道德鼓励儿子上进,对杨国翰日后的处世、理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杨国翰“自少不好嬉戏,长即奋志圣贤”。嘉庆十一年(1806年)时“屡冠多士,以补员寻拔前茅而食饩”,即由秀才进为廪生。他兴趣爱好广泛,喜交朋友,与大理文士周之烈(字鸿雪)交往密切。两人诗文唱和之暇,“丹山抚琴,鸿雪舞剑,一时传为佳话。”对此,云州城北太和寺客厅曾刊悬一副对联:“生聚在玉洱银苍以外;往来有丹山鸿雪之风。”

嘉庆二十年(1815年),杨国翰29岁时到云南著名的五华书院读书,受教于当时名流刘大绅(字寄庵)先生。开始研读《天下郡国利病书》、《孝经周礼注疏》、《说岳全传》等著作。学习的5年期间,他学业长进甚快,活跃于昆明文坛。著有《漉血战》、《留书缅》、《观贡象》、《神舟渡》、《鸡血膏谣》、《寄池龠庭》、《闻弟棟藻失子寄此慰之》、《题戴云帆岵屺瞻思图》、《吊建水马氏两世忠烈》、《访壁立堂遗址》等诗歌和散文《题〈寄庵文钞〉序》等,并著有诗集《步华吟诗草》(已佚)。与戴絅孙、池生春、李于阳和戴淳被世人称为“五华五才子”。这时,杨国翰还没有表现“政治才干”的机会,但从他的一些诗文中,可窥见他处世为人的风格和政治抱负。如在《题〈寄庵文钞〉序》一文中,他对为“争炫耀于一时之耳目”而“雕虫篆刻”的鄙视。另一方面对刘大绅师命评读《寄庵文钞》则谦为是“撮土之于泰岱,掬水之于河海”;在《留书缅》中,对大侯(治今云县)土官俸禄妻勐氏的淑媛节烈热情讴歌,发出了“宜续梁宫阿盖诗,不然增滇志一卷”的感慨;在《漉血战》一诗中,挥写出“感激生平抱忠义”和“志士名高天马低”的激昂;而在《鸡血膏谣》一诗中,则充满了对“岁时饥寒奔命者”的同情和对当时世道“哀声不达天听高”的唾弃。这些诗文反映了杨国翰早期要求改革和注重民生的思想。刘大绅师在《步华吟诗草》序中说:“子渊氏之言曰:‘夫子步亦步,趋亦趋;夫子绝而奔,回瞠乎后矣!’予则曰:‘丹山凭虚御气,以与造物者游,老夫直扶杖而观,裹足不前己矣,步趋云乎哉!’”对杨国翰的诗歌作了高度评价。杨国翰的诗文不仅有独特的文风和诗意,又多能鞭挞贪官污吏伎俩、讴歌弘扬正气和反映百姓生活,在云南古代文学史上无疑有一定地位。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八月,林则徐到昆明主持云南乡试,任正考官。他提出了“俶诡浮薄之词,概斥勿录”、“大抵皆有志于学,求副实用,不以小成自甘,而浸淫风雅”的取才标准,对全部试卷“逐加评点”,严格选拔“文理优长”的“真才”,取正榜54名,副榜10名。在这次乡试中,杨国翰荣登桂榜,中第42名举人,具备了迈入“仕途”的重要条件。乡试录取发榜后,林则徐得知杨国翰是五华五才子之一,非常高兴,“同考皆以为得士贺”。两人由此相识,并因师生之情和志趣相投而结下情谊。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四月,杨国翰赴京赶考,顺利通过礼部主持的会试,进入皇帝策问的殿试,以三甲赐同进士出身荣登黄榜。同年七月,嘉庆帝病死。八月,嗣位的道光帝“钦点知县”,杨国翰被分发浙江,出任奉化知县。至此,杨国翰得以施展政治抱负,先后在浙江各地为官12年,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时期。 

道光元年(1821年),杨国翰到任奉化知县。他见“农田侨宿”,立即了解缘由,在得知是“瓜芋菜蔬夜或被窃,故侨宿以守”的情况后,迅速召来地保训话。他说“农夫终日劬苦,若夜间又露宿,不得安寝,是重苦也”。并做出决定,让农民撤宿回家,宣布“自今农田被窃者,惟余是偿”,使“地方肃然”。同时,杨国翰还注意兴学施教。他“崇奖儒学”,说讲五经要义。在看到原广平书院被“废为梵院”后,他非常吃惊,立即“为捐俸额,使亟改之”。此外,杨国翰注意教民化民,移风易俗。是时,奉化封建的重男轻女思想比较突出,“溺女之风”盛行。他勇于破除这一陈规陋习,“亲至八乡劝捐民田千余亩”,扩大由奉化教谕孙熊创建的育婴堂规模,“经营尽善,岁活数百婴,立千古未有之德”。在他离任时,仍念念不忘这一慈善事业,特别写下了留别婴堂诗二首,其中有“诸君造福真无量,若辈重生已有门;幸甚众心同集腋,裘成冰窖亦春温”和“假如心血可为乳,不惜一腔分众婴;忍使呱呱多失养,方欣幼幼有同情”之句。是年,杨国翰到杭州岳王庙凭吊岳飞,作《观精忠柏记》,忠义之气溢于言表。

道光二年(1822年),杨国翰调任诸暨知县。他体察民情,访贫问苦,常“变服矫褐,徒步走乡村,访求民隐,举地方之利弊,民生之纾困”。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他“禁屠耕牛”,推广犁耕,发展农业生产。同时,杨国翰还注意清理积案,铲除奸恶,保一方平安。他到任时,前任知县积压案件达600件之多。在“不清积案,无以安民”的思想支配下,他详细了解“事之曲直”,日夜加紧处理案件,“剖决如流”。使“历政滞讼数百宗,无一冤抑”。针对诸暨社会治安混乱的实际情况,他“慑服巨盗,饬胥役,绝樗蒲”,“窃窝皆先躬访之,而后躬自擒捕之”,使“四境大治,雀鼠敛迹,奸宄累息,民不见吏,户无犬吠”,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杨国翰雷厉风行,为民除害,诸暨一时重现清明之风,他也获得了人民的称颂,“人皆以杨青天呼之”。道光三年(1823年)二月,杨国翰受命复任奉化知县,诸暨的老百姓“匍匐乞留,号涕阻道”。光绪年间修撰的《诸暨名宦志》载:“汉时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若此者,可以当之矣……迄今八十余年,杨青天之名传颂弗替,其薄谳诸事犹有人能道之者”。

杨国翰复任奉化知县后,洞察时弊,于道光三年(1823年)五月给时任江苏按察使的林则徐写了《上江苏林臬台书》。在书信中,杨国翰首先对林则徐称颂有加,他说“夫子抵苏,不数月,举数十年积习惯恶为民害者,一旦廓清之……闻夫子勤政,刻无安歇,时复微行访缉,用敢琐渎听闻”,表示要“体夫子之教,法夫子之行”。其次,杨国翰认为“不清吏治,无以靖闾阎;不去莠民,无以安良善;自来提省之案,情节必大,疑窦必多,牵连必众”,进而提出了“惩贪墨、锄奸匪、清案件”三项主张。第三,杨国翰着重指出,江苏“惟习竞佻巧靓艳,侈荡无度,聚赌宿娼吹烟诸恶甲他省”。触及到了吸食鸦片这一当时已经严重的社会问题。

如果说杨国翰深受林则徐的影响,“沐教甚久,受知最深”。那反过来,杨国翰也启发了林则徐。道光三年(1823年)七月,林则徐给杨国翰回信《答奉化令杨丹山明府国翰书》。在信中,林则徐称赞杨国翰“深悉民情,勤求治体,风裁卓荦,操守洁清”。对于杨国翰提出的三项主张,林则徐认为“承示数条,事理确当”,并表示“有办理未到之处,仍望切实指陈”。

杨国翰复任奉化知县后,为政仍立足于便民惠民,为百姓排忧解难。江东旧有浮桥(灵桥──笔者注),因“前机失宜,岁圮难继”。杨国翰“择立董事,亲授规画”,筹资修复,“设桥吏以启闭,量赢余为岁修”,使交通“大改前观”,既便利了两岸百姓往还,也促进了奉化的经济发展。 

道光四年(1824年)至道光七年(1827年),杨国翰任海盐知县。在海盐任上,他兴修水利,“凿白羊以固海塘”,杜绝水患,灌溉农田,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他注意“厘奸剔弊”,体察民情,“营义地以禁火葬”,“督令将无主棺木遍为葬埋”。在孝治天下、律禁火葬的当时,这无疑是应该肯定之举。 

道光六年(1826年),杨国翰告假回云州迎母亲到海盐奉养。现杨氏后裔尚保留杨国翰手书木质匾额一块。该匾长208厘米,宽64厘米,右直书道光丙戌季冬吉旦,中横书桂院流香4字,左直书赐同进士杨国翰敬立。匾额为红漆底牌阴刻金字,笔力浑厚雄强,是具有史料价值的珍贵文物。

道光八年(1828年),杨国翰调任仁和(今杭州市下城区)知县。是时,仁和为浙省会邑,“食众事烦”,但他不以为苦,而是“绝盐当之规,亲发审之案”。同年,因在各地任上政绩突出,道光帝在京城召见杨国翰,“天颜温霁,圣训周详”,勉励他“好好照此去做”。同时,杨国翰父母得覃恩诰封为“文林郎”和“孺人”。 

道光九年(1829年),杨国翰调署海昌(今海宁)知县。首先,他采取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课农桑”,使“士民蒸蒸日上”。其次,注意“兴学校”,捐资500两银子,恢复被火毁坏的安澜书院,增收儿童入学,促进了当地文化教育的发展。 

道光十年(1830年),杨国翰受命复任仁和知县。旋升任温台玉环饷捕分府加三级。是年,其父母再蒙覃恩,分别被诰封为“奉政大夫”和“宜人”。 

杨国翰一面结束在仁和的工作,准备启程;一面又兴奋地写下了“感恩述怀”诗。在《初擢玉环书怀》一诗中,表达了他步入“仕途”后的所思、所想和对晋升的感激与超然。在《恩三章》中,杨国翰直抒胸臆,忠君思想溢满情怀,爱民之心跃然纸上。

道光十一年(1831年),杨国翰上任温台玉环饷捕分府加三级。他不仅注意“平允盐务”,“储芋丝以救饥民,扫台浆以惩奸弁”,而且在被“专折奏办东防塘工”后,又致力于“肃清海洋”,加强海防,为清朝的国防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道光十二年(1832年)七月,杨国翰的母亲在玉环病故,杨国翰奉旨送母灵柩回藉安葬,途经苏州时,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亲自前往吊奠。见杨国翰“面墨泣哀”,林则徐“节慰者再”。因悲伤过度,忧劳成疾,道光十三年(1833年)六月十三日,杨国翰在云州勐麻家中去世,年4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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