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

距今100年前，即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白泥井这家姓马的农民主人叫马宗祥，在不经意间发现一块石碑，碑首残断，间有泐痕，形制苍古，谁也不知此碑的由来和年代。

这个发现引起了金石考据家们的好奇，于是,围绕此碑，金石界展开了颇具规模的争论。为了保护原碑，人们将此碑迁移到昭通风池书院(今昭通第三中学)，立于壁间，而在碎石出土处——白泥井马家房屋旁立下墓碑一块，宣统元年十月，由书法家李临阳正楷大书“汉孟孝琚墓”于其上以为纪念。原碑拓片后在天津《神州国光集》上发表，一时间，金石界为之震动，海内名家如吴絅斋、罗振玉、杨守敬、王仁俊、黄鹿泉、梁启超等，以及滇省名人赵藩、陈荣昌、袁嘉谷、方树梅、由云龙、张希鲁、谢饮涧等，各抒己见，各出断言。

汉碑

从书体上看，这块碑是汉碑，但因上半截残断，碑有干文“丙申”二字但无年号，究竟何年所刻?从汉高祖二年到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公元前205年到公元216年)之间，共有8个“丙申”，究竟是哪一个“丙申”?于是，有说西汉成百河平年的，有说东汉光武帝建武年的，有说东又和帝永元年的，有说东汉桓帝永寿年的，有说东汉献帝建安年的，不一而足。后经多方考证，确定为东汉桓帝永寿二年(岁次丙申，公元156年)所立。后来金石家谢饮涧更进一步考据，认为：墓主孟孝瑶卒于永寿二年，但卒年并非立碑之年，因碑文中有“十月癸卯于茔西起攒，十一月乙卯平下怀抱之恩心”等字，只有次年即永寿三年的月、日干支才与碑文相符。

 即是说，墓主卒于武阳(今四川彭山)是在永寿二年，但从彭山发枢回返云南昭通并非一日一时可就，以当时交通，需要较长时间，而当年属“流年不利”，未可入葬，只好在祖坟用土暂为封存，次年(永寿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启封，十一月二日落葬，所以立碑当在永寿三年十一月安葬以后。

金石界研究

此碑属滇碑中发现年代较晚的，但立碑时间却早，金石界之所以苦苦细究立碑年代，是因为它关系到滇碑发轫的时间上限。书法界历来认为云南碑刻属明清以后的为多，此前为少，汉碑绝无，清末人黄炳堃就说过“滇南无汉碑”，而《孟孝琚碑》的出土，成为一个有力的反驳。而且，在《孟孝琚碑》之后，又在昭通、昆明发现了《建初九年刻石》(公元84年)、《延光四年刻石》(公元125年)等汉代碑刻，皆是确凿的证据。

残碑

原碑之高今巳无法目睹，残碑高1．33米，宽0．96米，文行15行，每行残存2l字，共存260字．因而又称为《孟琁残碑》。前五行叙孟孝琚生平，间六行为四言铭辞，第十二行为七言“乱曰”，末二行为立碑题名。碑之左右两侧刻有青龙、白虎形纹，碑下刻邑蛇(玄武)之形，如上半截能找到，想必是朱雀之形，因为青龙、白虎、玄武、朱雀四神，是汉代普遍为尊之神，也是汉墓立碑的规矩。

孟孝琚是昭通的“南中大姓”，昭通在东汉时代称为朱提，孟姓是大姓之一。碑中载道，孟孝琚原名孟广，字广宗，后改名孟琁，字孝琚。“琁”“琚”的取名来自《诗经·卫风》中的《木瓜》一诗：“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古字“琼”“琁”相同，与“琚”俱为美玉。孝琚之父做过武阳县令，他12岁就随父到任，读过《韩诗》、《孝经》，与蜀郡何彦珍之女有婚约，可惜未曾完婚就去世了。因此，其父十分悲伤，在“乱曰”中痛悼其为“(遐迩咨嗟凤)失雏，颜路哭回孔尼鱼，瘪台忿怒投流河，世所不问如(之何)”。碑文运辞古雅，用典甚多，感情卞沛，催人泪下，如：“四时不和，害气善溢。哇命何辜，独遭斯疾。中夜奄丧……忽然远游。将及幽部，归于电丘。凉风渗淋，寒水北流……”

意义

此碑是研究汉代云南与中原文化渊源关系的重要史料。东汉之际，“南中大姓”不仅在经济上接受中原生产技术的影响，而且仰慕中原文化并深受其熏陶，碑中有“孔子大圣，抱道不施，尚困于世”的话，可见时人对孔子的尊崇和对其行事的感悟。从考古学界在昭通地区发掘出的许多东汉时代汉式器物的参证中，可知汉文化在当时的云南已经相当普及。

《孟孝琚碑》在书法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1915年，金石大家罗振玉将其用双钩摹出，全文刊载在《汉晋石刻墨影》上，称它是“海内有数之瑰宝”。此碑不但在国内有名，在日本昭和二年(公元1927年)出版的《书道全集》中也曾刊载并受日本书界的推崇。

碑文

碑文系方笔隶书，取势横扁，左右舒展，笔划瘦劲古朴。行格满密，绝不循规蹈矩，如“擂台”等字几占一格半，大有突破成规之势，体现出纯朴的韵味，在汉碑中别具一格。此碑字体在篆隶之间，以隶为主，兼通篆意。其隶书又饶汉隶今隶的韵致，因而梁启超在题跋中称道：“见此碑可征汉隶今隶递嬗痕迹，皆与书学有关系。”并赞其为“真稀世之宝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