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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与云南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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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作为世界茶源中心和茶文化的发祥地,茶与云南民族关系十分密切。现在大量的研究成果己表明,世界最古老的茶农当属古代濮人。他们是世界上最早发现野生茶叶并加以利用的民族,也是世界上最早驯化、栽培和种植茶的云南少数民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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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与云南民族

云南作为世界茶源中心和茶文化的发祥地,茶与云南民族关系十分密切。现在大量的研究成果己表明,世界最古老的茶农当属古代濮人。他们是世界上最早发现野生茶叶并加以利用的民族,也是世界上最早驯化、栽培和种植茶的云南少数民族之一。

“濮人”是云南澜沧江流域最古老的土著民族先民。唐樊绰《蛮书》卷四载:“扑子蛮,开南、银生、永昌、寻传四处皆有。”“扑子蛮”,即是“濮人”。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沿澜沧江居者号‘普蛮’,亦曰‘扑子蛮’”。方国瑜在其《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考证说:“蒲蛮,一名扑子蛮”,“在景东、景谷、普洱、思茅、西双版纳、澜沧、耿马、临沧、镇康、云县、保山诸处居民,都有蒲蛮族,自称‘布朗’,以往记录濮、朴、蒲,都是布的同音异写,又布朗族与佤族(自称布饶、布幸)、崩龙族(自称布雷,即今德昂族),语言同一属系,族属亦相关(称蒙克族,亦称南亚语族),古濮人分别名号甚多,当包有今布朗,阿佤、崩龙(德昂)诸族之先民。”20世纪80年代,在澜沧江中下游地区发现许多新石器,属“忙怀类型”,而“忙怀类型”属“百濮”的“文化遗存”。以上证明居住在澜沧江沿岸一带的古代濮人,“普”也是“濮”的民族称谓同音异写,是今天布朗族、佤族、德昂族的先民。“普洱”即是“濮儿”。故普洱地名和普洱茶也因“濮儿人”而得名。 

以濮人为首的云南古代民族种茶的历史十分久远。从史料记载看:《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鱼盐铜铁、丹漆荼蜜……皆纳贡之。”说明商周时西南夷已经使用茶叶。三国时的吴普在其《本草》一书中记载:“苦菜一名荼、一名选、一名游冬,生益州(今云南)谷山陵道旁。凌冬不死,三月三日采干。”晋·傅巽《七诲》叙述了当时各地的名特产品,有“南中茶子”的记载,“茶子”就是成个成块的紧茶,说明云南紧茶在汉晋时期已是与宛柰,齐柿、燕栗、巫山朱桔、西极石蜜齐名的特产。民间有“武侯遗种”(三国时期蜀相诸葛亮)的说法,故普洱茶的种植利用,至少有1700多年的历史。 

唐代樊绰在《蛮书》卷七中记载:“茶出银生(今云南景东)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云南各族古代史略》载:“布朗族和崩龙族(德昂族)统称仆子族,善种木棉和茶树……澜沧芒堆寨佤族布饶人种茶,昔日土司制度时,傣族土司专门规定芒堆人上交的贡品就是棉花和茶叶。” 

经研究,除澜沧邦崴过渡型千年古茶树,最早是由布朗族先民古代濮人驯化、栽种成功存活至今外,历史悠久的勐海南糯山八百年前栽培型大茶园,是距今五十五代人之前被称为“蒲满族”的布朗族先民栽种下的。澜沧景迈栽培型千年万亩古茶林,是傣历57年(公元695年)由布朗族先民濮人栽种的,首领叭岩冷最先把野生茶称为“得责”,把栽培茶称为“腊”,为傣族、基诺族所借用。据布朗人传说,西双版纳的茶树籽种还是从景迈带过去的。1975年在布朗山老曼峨山出土了一些濮人种植茶树的工具。在南糯山、布朗山巴达村除有1700多年的野生大茶树外,附近还有许多树龄达800多年的人工种植的古茶树、古茶园及布朗先民在此安锅扎寨的遗迹。至今凡布朗族居住过的地方,都有着零星或成片的古老茶园。至今勐海的布朗族以茶树为始祖,认为茶不仅孕育了人,还孕育了日月星辰,因此布朗族无论迁移何地都要先种茶树,把茶与祖先联系一起。在布朗山寨的寨中心都保留着祭祀茶树、敬奉祖先的祭台。勐腊县易武曼撒茶山,是昔日普洱六大茶山之一,据当地农民说,1949年以前,石屏人到此种茶已六代人,茶树在石屏人来前就有了,是本族人(昔日汉族对当地布朗族的称呼)种的。 

佤族同是古代濮人后裔,也是最早认识野生茶树和利用野生茶树的民族,在中缅边界一带,佤族布朗族有“腊人”,即“茶人”之称。在云南西盟县已发现野生茶树群落5处,19平方公里,28500亩。这里的野生茶树资源很早以前就被本地佤族所利用。据调查,野生茶佤语叫“缅”,人工栽培茶佤语叫“腊”,“腊”是从“缅”来的,“缅”是和阿佤祖先在洪水泛滥的远古时期一起来到西盟山的,那时大地被淹没,只剩下竹子、茅草、“缅”(野生茶树)、芭蕉和小红米,会动的除人外,有水牛、大象、小灵雀。阿佤人的祖先靠吃芭蕉、竹子、茶叶、小红米活了下来,是“缅”救活了阿佤祖先的命,所以茶叶是阿佤人心中最圣洁的灵物,阿佤人用茶祭“司岗里”祖先,用茶祭太阳神、月亮神,生娃娃道喜、老人去世、劳动干活、腰酸头痛,生疮生病都要用茶、吃茶。 

哈尼族是我国西北羌人的后裔,汉晋朝时期,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造成民族的迁移扩散,哈尼族也就在此时大量南迁到红河和澜沧江的中下游地带:即哀牢山、无量山之间的广大山区。从调查看,仅居住在西双版纳勐海县格朗河乡南糯山的哈尼族至今已历五十七代人,推算至少也在1450~1600年间,今南糯山现存有树龄达800年裁培型古茶树,以及数百年历史的古茶园,说明哈尼族的生存发展与南糯茶叶的兴衰是同一起点。 

傣族是西双版纳的主体少数民族,发展茶叶生产有悠久的历史。据傣史记载,傣族人的种茶历史已有1700多年。在今天傣族聚居的平坝丘陵上,到处可看到成百上千块的连片古老茶园,总面积达数万亩,1950年统计为8万亩之多,而这些茶树的树龄都在500~1500年以上,这说明傣族先民也是种茶的行家。

云南的少数民族,特别是布朗族、佤族、德昂族、彝族、傣族、哈尼族、基诺族等少数民族在长期的丛林生活中,懂得了利用丛林进行生产和生活,从而发现和利用野生茶叶,并广泛流传,他们在长期对茶叶的生产及加工、饮食中,不断积累经验,加上内地汉族和各民族茶文化的交流、影响,对茶叶有了更科学的认识,并有了一定的生产、加工和销售规模。最终成为丛林中少数民族稳定的经济生活来源之一。今天分布在六大茶山的古老茶园和茶庄、茶马古道等遗迹,是茶叶发展活的历史,与众多史籍记载构成了一座历史悠久时茶文化的活宝库。正是因茶对云南民族生活的重要性,才有了唐代以后至今名噪一时的普洱茶。

茶与云南社会经济发展

中国茶圣陆羽的茶学专著《茶经》中说:“茶者,南方之嘉木也”。经三国、两晋南北朝四百年发展,至隋唐时茶已成为由宫廷至民间的生活饮品。我国的种茶、贩茶由云南沿(金沙江)长江向东传播,茶叶由药用过渡到广泛饮用,从而进入社会各阶层人士生活中。如晋时傅巽的《七诲》将南中茶子与国内外名特水果物产并列为贡名。隋统一全国,民间流传《茶赞》“穷春秋,演河图,不如栽茗一车。” 

现普遍认为云南民族大规模种茶始于三国时“武侯兴茶”,从能找到的史料和经综合考证看,“武侯兴茶”更多源于传说,并无正史记载,但本文认为云南民族有一定规模的人工种茶始于汉晋时期是可靠的,虽无明确文献记载,但还是能找到一些零星旁证。如前面提到的三国时的吴普在其《本草》和晋·傅巽《七诲》中的一些记载。此外,汉史还有益州上表贡茶千斤,茗三百斤的记载。证明云南茶从汉晋时期已成云南民族经济生活的一项内容,并且作为一宗地方特产开始供奉内地宫中。

至少早于唐宋时期,云南已是中国重要产茶区,茶叶成为云南民族的一项重要经济生活来源。唐咸通三年(公元862年),樊绰在其所著的《蛮书》卷七载:“茶出银生(今云南景东)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杂椒姜烹而饮”是当地少数民族的饮茶方法,至今仍有人沿用。“采无时”是说“采茶不分季节,一年到头都可以采,这正是云南南方亚热带气候茶叶生产周期的真实写照。“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指唐代“银生城”即“银生府”,是唐朝南诏六节度使之一的驻地,即今云南省景东县,所辖地域为西双版纳、思茅、临沧。“银生城界诸山”,当指有茶的哀牢山、无量山“银生节度”所辖的县。“蒙舍蛮”中包括“濮蛮”,其用“椒姜桂和烹而饮”之法,至今还保留在布朗族的“酸茶”、佤族的“擂茶”和基诺族的“凉拌茶”中。 

从汉至唐,随云南茶叶经济的发展,在唐代南诏时期,云南茶已销往四面八方。唐银生城也因茶出名。当时云南紧压茶销往西藏犹盛。清代阮福《普洱茶记》记载:“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及至宋代,形成了“以茶易马”的茶马市场,宋朝李石所著《续博物志》零星记载有:“往年四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宋朝与大理政权间的茶马互市,为南宋与女贞人的对峙提供惟一可靠的藏马。商人们将云南的茶、盐及内地的丝绸运往康藏沿线,又将藏区的马、骡、麝香、羊皮、羊毛及来自印度的珠宝、首饰运回。为扩大这种边境贸易并征收税收,宋朝政府特于四川雅安设“博易场”和“茶马互市司”,定期组织大规模的贸易,“……铁桥接吐蕃界,三千二千口交来博易”(宋朝李石所著《续博物志》)。绍兴三年(1133年)南宋邕州横山寨置卖马司,云南与内地贸易往来盛况空前,所市马千五百匹定额大都超过,最多突破三千。罗甸、白把、特磨诸部市大理马(藏马)转卖广西打开桂滇通道,经济文化增强。以市马为主,“马之来,他货亦至……”以盐、茶、马为云南主要商品的贸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

兴于唐盛于宋的茶马交易,为普洱茶在全国的销售奠定了基础。民间进行的茶叶交易进一步发展起来。至元代以普洱茶为代表的茶更成为云南与外界市场交易的重要商品。元代李京在《云南志略诸夷风俗》中说“金齿、白夷(指傣族)交易五日一集,以毡、布、盐、茶,相互贸易”。《滇云历年志》载:“六大茶山产茶……各贩于普洱。……由来久矣。”沿茶叶贸易集散地及通道的西双版纳六大茶山易武、倚邦,宁洱,临沧凤庆、鲁史,楚雄云南驿,大理剑川,丽江塔城,迪庆中甸、德钦等地逐渐成为滇川藏间交通的茶马道和茶马贸易集镇,并由此成为多元民族文化的交汇之地。

云南茶在历史上因普洱作为中心集散地被称为普洱茶。普洱茶一名正式出现在元代。元、明以前云南茶皆无固定名称。明代至清代中期随普洱茶的发展进一步走向鼎盛时期,“普洱茶”一词才正式出现。明代万历年间的谢肇淛《滇略》中提到:“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这是文献上第一次提到的“普茶”一词,且是“蒸而成团”的紧茶。明代万历年间的《云南通志》记载:“车里之普耳(即普洱),此处产茶。”谢肇淛第一次提到的是“普茶”,没有“洱”字,明代时就叫“普茶”。 

由于普洱茶品质优越,从汉晋以来一直纳贡宫廷,成为国人喜爱的名茶之一。至清代初年的公元1659年,云南普洱茶被正式写入朝廷贡茶案册,并指定为皇家冬天专用茶。清廷敕令云南地方政府在普洱府增设官茶局,专司上贡用茗,每年向朝廷进贡有一定数量。清朝宫廷将普洱茶引为贡茶后,普洱茶在全国进一步受到高度重视,更加声名远播,每年外销达十万担以上,更极大地促进了普洱茶的发展。 

成书于嘉靖四年的《滇海虞衡志》中写道:“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出普洱所属六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蛮砖,六曰曼撒,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这是见诸史料对六大茶山及对普洱茶采摘和贸易时的盛况的记载。当时以六大茶山为主的西双版纳茶区,年产干茶8万担,达历史最高水平。据史料记载,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仅销往西藏的普洱茶就达3万担之多。在西双版纳、普洱、临沧等广袤的沃土上几乎村村寨寨都有种茶、制茶、卖茶的茶叶经济,当时茶山马铃终年回荡,商旅塞途,茶区生意十分兴隆。今天仍可看到沿澜沧江中下游的临沧、思茅、西双版纳山区从上千年至数百年的大量古茶树、古茶园和古老的制茶文化还完好地遗存着。

今天从对云南野生茶树和过渡型及人工栽培型茶树调查看,古茶树群落较为集中在西双版纳、普洱、临沧地区。据2004年西双版纳古茶树古茶园资源普查的结果表明,西双版纳州境内古茶树、古茶园面积达13万亩,其中植株较多是连片百年以上古茶园共有8万多亩,其中勐腊县就有27793亩、景洪市8225亩,勐海县存有46216亩。现存人工种植的南糯山“茶树王”已有800多年历史,高达4.59米,树幅达10.9米,直径1.38米。勐海县巴达一棵野生型的老茶树,更大更古,高达34米,树干直径有一米多。据说这棵茶树已有l700余年历史了。 

思茅地区就有七个县(普洱、墨江、景谷、镇沅、景东、澜沧、孟连)29处,古茶树群落面积约4600余公顷。总面积约7万亩古茶树群落分布。在临沧发现有17万亩的古茶树分布,其中双江、勐库等地,有树龄上千年、面积达800公顷的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古茶树群落。在凤庆香竹菁,发现迄今为止世界最粗、最大的栽培型古茶树(树龄约3000多年)。上述地区人工栽培型茶树树龄从100年到1700年不等,但大多数在200~800年之间,这与史料相印证,云南民族始于汉晋,发展于唐宋,兴盛于明清的茶业大发展是可以确定的。 

普洱茶的产地以西双版纳古“六大茶山”为中心,覆盖面波及云南省澜沧江中下游一带广大地区。“衣食仰给茶山”,茶叶成为边疆各族群众与内地交换物资的一种主要商品,在人民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茶叶生产贸易,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大发展,普洱也因其政治文化地位、地理位置而成为澜沧江中下游一带地方的经济中心和茶叶贸易集散地,并由于始终没有中断的茶叶贸易,对云南的政治、经济、生产、消费、交通、运输形成了较大幅射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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